然而，赵尔巽所忧惧的也就在这里。所谓“以语言就合文字”，他自己也说是“以音变音”，则前一“音”当是“读书音”。[106]他之所以要强调用“文字”统一语言，正是因为他在罗马教皇的失败中看到，不论主观动机如何，一旦“因音成文”，则“文随音变”的脚步也就无法阻挡了，这样，不但语言不能统一，连文字也要分裂，则中国势必如欧洲一样分崩离析。因此，中国“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”一句是赵氏立说的关键所在。实际上，赵氏此前曾在盛京推行过官话字母，这里态度大变，恐与此考虑是直接相关的。《中外日报》编者的逻辑再一次被运用，而结论却大相径庭：《中外日报》反对的是方音切音字，而对官音切音字则取肯定态度；但在赵尔巽看来，既然破坏“书同文”是“因音为文”的路线造成的，则官话字母与方音切音字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，都应是被“打倒”的对象。
但赵尔巽也部分地冤枉了官话字母。实际上，王照曾专门指出：“用此字母专拼白话，语言必归划一，宜取京话。……而南人每借口曰：京中亦多土话，京话不足当官话之用。殊不知京中市井俗鄙之语，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，无庸多虑也。”[107]则其所谓“京话”乃是“京中士大夫所道”，与“官话”同，实近书面语也（但这又和他为“妇孺”着想的立意产生了矛盾）。前揭“英教士利君”也注意到，“官话于文字相近，故中国能识字者，学官话为最易”，又说“士子即操土音，至京亦能改习”[108]，则其所言亦“士大夫所道”，非“市井”之言。不过，当时不少论述对此并未做刻意区分，吴汝纶云官话字母皆“京城声口”，即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嫌疑；赵尔巽所谓官话字母“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”，显然也忽视了王照所说的“京话”其实也是读书人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