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倾向于认为，合理的准则功利主义不仅在实践中等价于行动功利主义的原则（它们可以都赞成禁止同一类行动），事实上它们只包含了一个准则，即行动功利主义的“最大可能的利益”。任何能形成公理的准则必须能够解释无穷的、未知的或然事件。任何准则，如果缺乏行动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，那么，除非它本身就是那个原则之外，都不能被认为等价于行动功利主义的原则。因此，我建议把莱昂斯的理论进一步加以引申，这样，康德式的准则功利主义就会以一种更强的方式，消融于行动功利主义之中。也就是说，具有“一个准则”的准则功利主义和行动功利主义是完全一样的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正确或错误，本书所关注的是保卫行动功利主义，而不是保卫准则功利主义（假如存在同行动功利主义相区别的、可行的准则功利主义的话）。但是，莱昂斯自己拒斥功利主义。
三、准则在行动功利主义中的地位
在行动功利主义看来，决定做什么的理性方法是决定采取那些可以选择的行动（包括无价值的即毫无意义的行动）中的某个行动，而这一行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，或更确切地说，增进整个有知觉的存在者的可能幸福或福利。［19］我所提倡的行动功利主义观点是理性选择的标准。不可否认，我们可以选择那些人们已经习惯的遵守某些准则的行动，例如承诺，并且相信遵守这些准则的行动通常是最佳的行动，知道我们常常无时间去计算个人的利弊。当我们以习惯的方式行动时，自然不会作出思考或作出选择。不过，行动功利主义只把这些准则看成常识性的准则，只把它们当作大体上用来指导行动的准则。当无时间考虑可能的效果时，或者当所花的时间带来的坏效果超过考虑效果的好处时，他可以依据这些准则行动。简言之，当没有时间进行思考时，他可以依据准则行动。既然他没有思考，其习惯性的行动便不是道德思考的产物。当他必须想想做什么时，就存在一个思考和选择的问题。在这样的境遇里，预设行动功利主义的标准就完全是必要的。